中共十八大以來，我國貧困人口和貧困發生率大幅下降，貧困群眾的生活水平、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，居住條件和消費能力明顯改善，成績舉世矚目。

為了更好的實現長期穩定脫貧，我們建議：

一、脫貧攻堅政策設立過渡期，不應“斷崖式”退出。建議在整個“十四五”期間，扶貧政策應適當調整、逐漸過渡，不能斷崖式終止。駐村工作隊、扶貧工作隊、包村責任制在2020年之后也應延續一段時間，形成一個緩沖期，做到摘帽不摘幫扶，摘帽不摘監管。即使駐村工作隊和扶貧工作隊撤出之后，也要保留相應的對口聯系機制。在緩沖期內，要從根本上改變村干部和貧困戶依賴心理，提升基層組織和村級兩委成員的人員素質和自主治理能力，提高貧困戶自我造血能力。

二、對扶貧對象要精準識別、精準定位，將有限資源用于最貧困群體。“后2020”時期，扶貧對象和標準應作相應調整，重新分類定級，因需施策。建議，一是將農村“五保人員”和城鎮三無人員、殘疾人員、重病人員等統一納入社保兜底。二是針對潛在的有陷入貧困或返貧風險的群體依然要建檔立卡，實行動態管理與追蹤。此外，應改革目前的打分制，最大限度地減少“邊緣戶”數量，拉開“邊界距離”。對返貧人口要及時納入扶貧對象管理，加強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，著力提高其經營性收入比例，降低補貼性收入比例，并與推進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起來。

三、整合社會保障碎片化，集中資源確保扶貧政策在制度化軌道上運行。一是在繳費型社會保險制度內部，應加強不同險種的減貧功能與資源運用的整合，克服制度碎片化和功能碎片化趨勢，更好發揮醫療保險制度的減貧功能。二是在非繳費型的社會救助制度內部，應整合不同項目的資源。例如，城鄉低保、農村五保、臨時救助、醫療服務、就業補助、特殊群體補貼、高齡津貼、殘保津貼等諸多碎片化的救助項目應進行資源整合，防止政出多門，重復發放，以便放大政策效應。三是對繳費型和非繳費型的制度資源進行整合，即把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的減貧功能相互協調配合起來，在同一個支出數據平臺上對各自減貧作用進行分工和分解。四是加強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法治關系，使減貧政策在公共財政框架下發揮作用。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與財權，以立法的形式將減貧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固定下來，結合稅制改革進程不斷推進，積極穩妥地調整中央和地方相關稅種收入劃分，適當提高地方稅收分成比例，擴大地方政府的減貧責任。